一意孤行

中国：禁书之国
胡星斗 撰
　　中国是禁书之国。不合独尊的意识形态的、不合孔孟之道的一概焚之、禁之。
　　秦时李斯倡言「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秦始皇听其言，焚书坑儒，对诸子百家特别是孟子学派（倡仁义）的儒家进行围剿，为「霸道」的极权体制确立了法家「别黑白定一尊」（李斯语）的思想文化形态。
　　其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建立了「王道」的极权体制。从此，孔孟学派的儒家代替了法家和荀子学派，成为历代专制统治者手中的「棍棒」。
　　其实，任何思想只要赋予独尊的地位，即使曾经是真理的化身，也只能堕落成为权杖的奴仆。
　　汉时借助神明以图文隐言世道吉凶的「谶」和托附圣人注释经典的「纬」迅速氾滥，绿林、赤眉、王莽、刘秀等皆利用它们，以「天意」、「顺天」等神秘其事，号召百姓。
　　看来，中国人虽没有丰富的神话，不太信神，但信「天」；所谓「天子」、「受命于天」、「替天行道」，皆是借助神秘力量，为政治服务。
　　改朝换代、龙袍加身是其核心。
　　晋时武帝司马炎感到谶纬既可为统治者服务，更可为野心家所利用，遂下令「禁星气、谶纬之学」。于是，禁书运动再起，后来仿傚者多多。后赵皇帝石虎禁星气、谶纬，违者处极刑，前秦苻坚、北魏孝文帝、梁武帝等皆下诏禁之，但欲窃国
者很多，谶纬禁而不绝；直到隋文帝，下了狠心，谶纬才被扫荡乾净，销声匿迹。
　　隋文帝说：「朕应菉受图，君临海内」。也就是说，他也是以谶纬窃国的。因此他怕有人「窃其所窃」，于是，对谶纬这种政治附庸文化必是除之而后快！自己做贼，必欲令他人不知；做贼心虚，这是古今的通理。
　　隋文帝曾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宋高宗不仅不许民间撰正史，而且禁写野史，从此，中国老百姓不得议论统治集团，历史也由统治者来写，主要为统治者服务了。于是，中国的历史典籍根本谈不上真实，御用文
人可以颠倒黑白，抹杀事实，歪曲历史，歌功颂德……。
　　唐时贞观为盛世，其间，《唐律》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这算是开明的态度了。
　　到了宋朝，太宗规定：凡被禁之书，「敢藏匿者弃市」，「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其严酷可见一斑。那时强化专制，文网书禁自然十分苛密。这就是宋朝着名的「文治」。
　　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御用文明」，是知识分子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文治」。
　　宋时发生乌台（御史台）诗案，徽宗下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人书籍印板，悉行焚毁。
　　手握屠刀的专制统治者有时也害怕手拿笔杆的知识分子，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有「头脑」，有独立的人格，而他们需要的是愚民和奴才。可是，苏、黄之类可曾有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民主智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
　　明初，禁小书以及「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等，「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相对于秦始皇对私藏禁书者罚筑长城四年，明代皇帝更愚昧，更残暴；他们不仅焚书坑儒，而且迁及无辜，斩尽杀绝。
　　李贽，号卓吾，明万历时人。他提出「童心说」，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批判理学的虚伪，结果被万历之锦衣卫逮捕，自刎于狱中。其时，《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被禁。
　　万历之残暴，血腥浸染黑暗，而李贽正是这个血腥黑暗时代的彗星。
　　（据史书载，万历皇帝自亲政起，日夜寻欢作乐，动辄大醉，醉则杀人。他抽大烟，玩花鸟，四十年不理朝政，许多大员在朝廷一辈子也未有幸亲睹「龙颜」。万历横征暴敛，挥霍无度，他派遣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为此杀人无数；他耗费白银 800多万两，修定陵；挥霍白银 1200 多万两，用于皇子们的婚礼。而当时全国每年的田赋收入仅合白银 400 万两。）
　　明朝开始「洗脑」。游方僧朱元璋的后代，不学而慧，无师自通，懂得如何整肃人们的灵魂，达到思想独裁；他们开始普及八股文、程朱理学，将士子的思想压缩进程朱模式。其后有清一代，承继先贤，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顺治到乾隆，禁书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且禁书与文字狱紧密结合，把个知识分子整得服服贴贴。特别是乾隆，以「文治」沾沾自喜，制造文字狱 130多起。每次文字狱起，头颅落地，图书被禁。
　　满清皇帝为了「厚风俗，正人心」，控制民间思想，还禁地方志，禁种种艺术，如夜戏、秧歌、太平鼓、高跷杂技等。为了寓禁于修，乾隆还煞费苦心，组织编修《四库全书》，并且对前人的着作大肆抽毁删改，力图通过对文化的篡改、「暗杀」达到禁锢人民思想的目的。
　　可以说，明清的洗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之王朝各绵延 300 年。
　　我决不认为，正义总是战胜邪恶！相反，事实是，思想枷锁越沉重，民众越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