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文读本
聂作平
寻找面目模糊的祖先（下）
神话时代的历史终于在我们的猜测和怀疑中翻过去了，下一页是半信史时代。半信史时代的特征是人与神的杂居。当神话时代的神祇们脸上的神光渐次褪去之时，人的面目便遥遥显现。从几千年后的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对半信史时代的更多了解，除了古书上语焉不详的记载，更多的是依凭埋藏在地下的先人的遗迹。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是对半信史时代可信度的有效提升。
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位平生壮游四海、才思敏捷的大诗人在面对四川先民的历史时，也感到了严重的困惑，他在诗中皱着眉头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里提及的蚕丛、鱼凫，以及夹在二者之间的柏灌，这三位四川半信史时代的部落首领，他们曾经是四川这片土地上最早的统治者之一，他们所处的时代被史家们称为“三代。”
李白生活在距今1200多年前，从1200年前往回看四川上古的三代，李白也感到了茫然，何况1200多年以后的当代呢？在我们努力想要把往事看得更加清晰的视野里，出现的这些处于蒙昧与文明交接地带的先人们，他们的面目也如同神话时代一样模糊不清。
我们可以基本认定的一个事实是，依据《蜀王本纪》上的记载“此三代各数百岁”来推断，既然今天人类的寿命也只有七八十岁，那么几千年前的农耕时代，人的寿命当然无法达到“数百岁”的。学者们认为，不论蚕丛、柏灌还是鱼凫，这三个称号并非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他们各自创建的王朝。粗略地估计，这些远古君主――事实上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活动的时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夏朝末年到商朝和西周，也就是距今4000多年到3000年左右。
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来看，蚕丛这位古蜀第一王及其臣民们的长相和打扮比较奇特，如果他们出现在21世纪的街头，不知道是被现代人当作时尚还是小丑：他们的眼睛如同螃蟹一样向前突出，两颗眼珠子好像要从眼眶里夺路而逃；头发梳在脑后，像一个三角形的椎，衣服则从左边斜着开叉。
像螃蟹一样突出的眼睛使人联想到了近年来影响巨大的三星堆出土文物中那方青铜面具。那方青铜面具显然是曾经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某个时代的祖先的写真，虽然有人联想丰富地把它当作外星宇航员。三星堆青铜面具最明显的特征也是那大大的、向前突出的眼睛。三星堆面具和蚕丛先民之间，是否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呢？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有时可能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我们虽不能断言二者就是同为一体，但二者之间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却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古书上说蚕丛居住在岷山的石室之中，当时他们过着艰难而危险的日子。在虎狼出没的森林里，他们依靠打猎、采集野果，以及少量原始农业维持着最简单的生活。那时他们还没有文字，所操的语言也是难懂的方言。既没有礼仪，也没有文娱。部落里的人死亡之后，活着的人们把他们放进石头做的棺材里。今天的阿坝州茂县、汶川一带还有大量的石棺遗迹，只是无法确证它们是否真的就是蚕丛及其臣民的作品。但茂县、汶川和都江堰留下的蚕陵山、蚕崖关和蚕崖石等古老的地名，或许和蚕丛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
可能正是西部山地生活的艰难，迫使蚕丛的继承者们开始向东边的平原迁徙。在柏灌时代，古蜀国的“王城”从西部山区迁到了都江堰灌口镇。不过，关于柏灌的记载，史书上除了有这个名字，并说它生活在蚕丛之后、鱼凫之前外，再也没有任何踪迹可寻。
鱼凫的史料虽然也多是只言片语，但到底要比他的前两位先王丰富得多。不论是史料还是传说，鱼凫的身影都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今天的温江有一座古鱼凫城的废墟，据说那里曾是鱼凫时代的王城所在。近年来对该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它的确是早期蜀人的一个中心聚落。
正是在鱼凫时代，我们的祖先终于完全从西部山区迁徙到了成都平原。平原上土地的肥沃和交通的便利带来了生产力的长足进步，生产力的进步则使鱼凫和他的子孙们建立了一个疆域相对辽阔的基本统一的古蜀国。而举世闻名的三星堆，很可能就是鱼凫王朝统治时期的古蜀国都城。
鱼凫的王国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强大部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制鸟头勺柄和青铜鸟头，都说明这个部落对飞翔在天空的鸟儿曾有过特别的崇拜。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原的商朝君主，他们也称自己的祖先是鸟儿所生。看来，在那个人类还被牢牢控制在大地上的时代，人类就已经对蔚蓝的天空和自由的飞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一些渴望飞翔的先人，直到多年以后，他们生动鲜活的形象还飞翔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感叹了蜀国历史的茫然之后，李白还感叹蜀国与中原隔绝的地理环境：“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实，虽然蜀国四面俱是高山阻隔，但与中原的交往仍然不绝如缕。就是在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与中原的夏商二朝都曾有过相当多的往来。商代的甲骨文里，有十多处明确记载了商朝和蜀国之间的交往。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也发现了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相似的高杯豆和陶杯。
但是，群山的环抱阻挡，使得在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远古，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这种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也对古蜀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来看，古蜀文明基本属于与中原文明相异的另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差异性表明，中华文明有着多个源头，是由多种文明走向最终融合的大文明。
比蚕丛、柏灌和鱼凫名声更大的古蜀国君王，当数望帝杜宇和他的继承者丛帝鳖灵。
成都近郊的郫县，至今还有一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祠庙，名叫望丛祠，它所祭祀的就是望帝和丛帝。
公元前11世纪，正当中原地区发生了武王伐纣，商周更替之时，在四川，也发生了一场政变：来自云南的杜宇用武力赶走了鱼凫王朝的继承人，成为古蜀国又一个王朝的开创者。杜宇自号望帝，建都于郫，也就是今天的郫县，这是杜宇王朝的开始。
望帝最大的功绩是教民务农。在他的倡导之下，农业在成都平原渐次兴起，而农业的发展，不仅能使人民免于饥饿，也带来了其它副业的发展。史书上记载，望帝“为池泽”，“为畜牧”，也就是说他在四川第一个发展了渔业和牧业。望帝统治的最强盛时期，古蜀国势力北抵陕西汉中，南到青神，西到天全，东到嘉陵江。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蜀国也派出了一支军队参与作战，周朝建立后，蜀国因有战功而被分封。
望帝统治晚期，四川遭到了一次特大洪水。洪水是由一场超级暴雨引发的，暴雨的中心在沱江上游一带。野马般的洪水在旷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上肆无忌惮地横行，而望帝对此却束手无策，只得听任人民成为水中之鬼。
就在这时，古蜀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具死尸从长江中游的荆地往上漂，一直漂到了岷江，并顺着岷江漂到了望帝的都城郫。接着，更奇怪的事发生了，这具溯水而漂的死尸竟然复活了，并宣称他的名字叫鳖灵，最擅长治水。望帝闻知此事后，立即委任鳖灵为相，委托他全权治理洪水。
这其实只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现实中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离奇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据此推测，鳖灵来自于一向多洪灾的湖北，想必有治水的经验，从而得到了望帝的重用。
鳖灵果然不负众望，他带着一帮人疏导堵塞，排除涝渍，与当年大禹治水时所采用的策略基本相当。沱江之所以成为洪灾的主要策源地，是因为金堂境内的金堂峡过于峡窄，挡住了洪水的去路。鳖灵采用蚂蚁啃骨头的笨办法，最终成功地把金堂峡开凿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洪水远去了，那些逃往周边山地的人民重又回到了平原上，生活的秩序慢慢得以恢复。
鉴于鳖灵治水的丰功伟绩，望帝把自己的王位让给了鳖灵，从而结束了他开创的杜宇王朝。鳖灵登基后，号为丛帝，又称开明氏，这是开明王朝的开始。
望帝死后，据说他的灵魂化成了一只鸟儿，因为思念故国，也因为时刻不忘提醒他的人民及时耕种，每年春耕时节，这只鸟儿就会飞到村庄旁最高的树梢上，昼夜不停地叫着，直到从嘴里叫出一滴滴鲜血也不停止。这只鸟儿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杜鹃鸟，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锦瑟》诗里有一句“望帝春心托杜鹃”，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开明王朝建立之后，古蜀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在整个西南地区，再没有其它国家能够与它抗衡。开明王朝共传了11世，计12王，其中传到开明9世时，他把王都迁到了今天的成都。
从望帝开始，四川的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丛帝的兴修水利，则使农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能正是有了望丛二帝奠基式的工作，也才有了后来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的基础。为了纪念望丛二帝的恩泽，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当地人就建立了望丛祠。望丛祠内，清代文人姜国伊所撰的一副对联深情地追述了望丛二帝的功勋：
巫峡西回，断崖猿声留胜迹。
岷江东去，故宫鹃魄认前朝。
每到农历端午节，望丛祠都要举行隆重而热闹的望丛歌会，这是全国惟一的汉族歌会。歌会所歌唱的内容，除了对望丛二帝的礼赞，也包括对农业丰收的祈望。
古蜀国的王城遗址今天还有据可证。在郫县城北的鹃城村，有一道长长的浅岗隆起于平原之上，它就是古蜀国王都的城墙。泥土中，偶尔还能找到秦代以前的陶器碎片，它们曾经见证了古蜀国的兴衰成败，起承转合。而今，当年人烟稠密的王都，已经成了农田。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杜鹃城的石坊，也已在上个世纪拆毁。历史的遗迹正在被时光的脚印抹去，只有幽深的线装书里，还记载着先人的悲欢离合。
四川人文读本
聂作平
寻找面目模糊的祖先（上）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
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当我们在面对这颗苍茫的星球和星球上百代如过客般的人生时，往往会从内心深处发出这种类似于天问的追思。如果说，哲学家产生于早年那些在寂寞夜晚仰望星空的孤独者，那么对人类来历的追问则产生了最早的历史学家。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有生死兴衰的过程。比如哺育了世间万物的太阳，它的生命约为100亿年，而今它刚过了50亿年，处于旺盛的中年时期。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淡蓝色的地球，它要比太阳年轻4亿年左右，至今约有46亿年的历史。科学家们曾有一个精彩的比方：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按比例缩短为一天，那么轮到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粉墨登场时，已经是这一天里的最后一分钟了。一分钟对一天来讲的确短暂得稍纵即逝，但对人类来讲，这却是至关重要的一分钟。
有关人类的起源之地，世界史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可能来自非洲。至于中国最早的古人，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元谋人。但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四川人的祖先从何处而来？他们最早生息在这片土地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有着怎样的生活？这些问题一直到了1951年才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
这个答案缘于一次伟大的发现。那是1951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大批工人在忙着修筑四川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资阳县（今资中市）境内的沱江河支流黄鳝溪畔，工人们为修建一座大桥而挖下了深深的土坑，就是在一个满是泥桨的土坑里，工人们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资阳人的远古人类头骨化石。
那个春天，当重庆大学的张圣奘教授从冰冷的泥浆里捧出那具远古人类头骨化石时，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就此徐徐展开，困扰多年的蜀人祖先之谜也终于尘埃落定。化石的发现，引起了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指示把头骨化石送往北京，由北京人的发现者、著名学者斐文中和吴汝康等人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于1957年出版了专著《资阳人》。
资阳人化石为一颗较为完整的头骨，与现代人相比，资阳人的头骨较小，表面平滑圆润，额结节和顶结节都明显突起，额部丰满，头骨内面骨缝几乎全部愈合。经鉴定，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一头骨属于一个50岁左右的老年女性。从总体上看，头骨和现代人头骨基本相似，但仍然有许多原始的特征，比如额骨和顶骨呈扁平状，颞骨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小，从而表明她的脑量不大。
对头骨化石种种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后，考古学家们认为，资阳人生活在距今几万年到10万年之间，比北京人更晚，比山顶洞人更早，属于旧石器晚期。因为发现于资阳，学术界将其命名为资阳人。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在追寻蜀人祖先时所能见到的最遥远、从而也最模糊的一张面孔。
近年来，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以西170余米处的深7.5～8.8米的砾石层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和动植物化石。这些丰富的化石以一种特殊的语言告诉我们，几万年前，在我们的祖先资阳人生活的时代，四川盆地的气候温和温润，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森林里，虎豹出没，巨大的东方剑齿象在湖沼边徘徊，寻找可供作为晚餐的食物。而那时的人类还相当弱小，虽然能够制造粗陋的石器，但还要等上许多年才能学会农业，因而他们过着靠采集野果和打猎为生的群居生活。那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30岁，而资阳人头骨化石的那位女性，她50岁的高龄，几乎是一种了不起的奇迹。
在距离发现资阳人头骨不远的资阳鲤鱼桥，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另一个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它距今约25000年左右；此外，在相对偏离四川盆地中心的雅安汉源县富林镇，也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距今约20000年。这三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再加上以前属于四川，现在则划到重庆市的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遗址，它们表明了在遥远冰冷的远古时代，蜀人的祖先就生息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巴蜀大地之上，他们和北京人、元谋人、山顶洞人等远古人类一道，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距今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进入了以精制石器为象征的新石器时代，四川地区的新石器遗址一下子从旧石器时代的3处扩大到近200处。东起巴山，西到大渡河，北达广元，南及西昌，广袤的四川大地上到处都是远古人类生生不息。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广元的营盘梁遗址和广汉的三星堆遗址。
广元营盘梁遗址位于广元市中子铺附近，其年代距今最少也在六七千年以上，它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代表了５０００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在这个遗址之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房屋基址９座、墓葬及殉人坑８座、窑址４座、灰坑１４０余个、灰沟及灶坑１３座，以及令人称奇的近6万座规格各异的石棺葬。这些大小不等的石棺，沉睡着曾经悲欢离合过的先人们。遗址中西部的一处类似于广场的遗迹，则表明这里曾经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鉴于营盘山遗址的宏大规模及重大的史学意义，考古学家们建议将它命名为“营盘山文化”。在考古学上，以文化来命名某一遗址的，此前只有著名的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等不多的几个。
广汉三星堆遗址散布在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它的第一期遗址距今约4000 年到5000年。这里既发掘出了长达数千米的城墙，也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和巨大的祭祀坑，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可能曾是鱼凫时代的古蜀国都城。（关于三星堆，详见后面有关章节）。
此外，西昌礼州遗址、绵阳边堆遗址等都是著名的新石器遗址。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它们之间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这说明四川地区的原始先民，它们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人类群体，后来在几千上万年的彼此交流中，开始了缓慢而长久的融合，他们共同创造了四川地区的人类原始文明，与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蒙昧的原始人群到文明时代，我们的祖先有许多路要走。很遗憾，我们无法像科幻电影中一样制造一台时空机器重返古代，从而亲眼目睹我们的祖先如何从虎狼群中慢慢直立行走，如何慢慢学会制作和使用工具，再如何一步步地把文明的曙光写上这颗星球的编年史。
在原始人群和文明时代之间，过于漫长的时间断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神话传说。按一些学者的说法，整个人类历史，可以分为神话时代、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在蜀人的神话时代，有关四川历史的神话传说，大抵都围绕着中华的始祖黄帝和炎帝以及大禹这样的英雄人物而展开，那是一个英雄与神灵共同生长的时代，伟说与现实交相辉映的时代。
炎帝又称神农氏，据说他长有一个透明的胃，曾经遍尝百草，以观察药性，从而利用草药为百姓治病。炎帝是南方部落的首领，后来在与蚩尤的战争中失败，随即与北方的黄帝联手，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与黄帝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我们今天所说的炎黄子孙中的炎黄即指他和黄帝。炎帝的传说中，他和四川相关的是他的出生地。据说炎帝的母亲叫少典，少典出游到华阳的路上生下了他。而古籍中的华阳，泛指古梁州下辖的四川地区。
我们知道，栽桑养蚕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在哥伦布进行环球航行之前，西方人偶尔通过波斯商人得到一些蚕丝，以及蚕丝织成的美丽丝绸，西方人曾经自作聪明地认为：丝是从树上长出来的。直到查士丁尼时代，西方人才通过两名印度僧人了解到，世界上原来有一种叫蚕的昆虫。而这时候，古老中国的栽桑养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据传，第一个教人们栽桑养蚕的不是别人，正是黄帝的夫人嫘祖。嫘祖本为西陵之女，后来嫁给黄帝。后世奉嫘祖为先蚕，所谓“先”，就是指她最先教民育蚕抽丝，所以嫘祖又叫蚕母。这样一位功系万代的女人，她的老家就在四川。口耳相承的传说里，嫘祖是盐亭人，在盐亭县金鸡乡嫘村山，这个据说是嫘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这位杰出女性的故事：
据传说，黄帝在战败蚩尤后，建立了以他的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黄帝理所当然地坐上了部落联盟的第一把交椅。战争平息了，和平年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产，黄帝任命嫘祖和另外两个大臣胡高及伯鱼负责制作衣服。
嫘祖和胡高、伯鱼三人再次进行了分工：胡曹负责帽子；伯余负责衣服，嫘祖则负责帽子和衣服的原材料采集。这样，嫘祖就天天带领部落里的妇女上山剥树皮，织麻网，并把男人们打回来的各种猎物，凡是能用的皮毛都剥下来，一一加工成制作衣帽的原料。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部落里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但还有更多的人仍然光着身子，或是仅仅在腰间系几片树叶遮羞，嫘祖由于劳累过度，终于病倒了。
嫘祖一连三天没吃饭，她手下的两个年轻女子悄悄在一起商量，准备上山摘些鲜果子回来给嫘祖品尝。两个女子在一片桑树林里发现树上结着一些雪白色的小果，这些小果子是她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看上去洁白可爱，她们以为找到了好鲜果，七手八脚地摘了一些带回去。
两个年轻女子准备把这些鲜果给嫘祖吃时，才想起刚才只顾采摘，还没有尝味道如何。她们中的一个放了一只果子到嘴里，用劲一咬，却根本咬不动。两个年轻女子灵机一动，她们把白色鲜果倒在水里，架起火猛煮。可是，煮了好长时间还是咬不动。
一个女子拿起一根细木棒，无意地在锅里乱搅，搅了一阵，她往外一拉木棒，却惊讶地发现木棒上缠着很多像头发丝那样细的白线。她们觉得十分奇怪，就边挑边缠，不大一会儿功夫，煮在锅里的白色果子全变成了晶莹柔软的细丝线。
两个女子把这件新鲜事当成趣事告诉了嫘祖。嫘祖听说后，愣了半晌，她的病情好像减轻了大半，她仔细端详了缠在木棒上的细丝线说：“你们摘回来的不是什么果子，它当然不能吃，不过，它可比鲜果更有用处得多。”
第二天，嫘祖亲自带着两个摘鲜果的女子到桑林里实地考察。嫘祖在树林里整整观察了好几天，终于弄清了这种白色果子的来龙去脉：原来这是一种嘴里会吐细丝的虫子绕织而成的，并不是树上的果子。从此，栽桑养蚕此拉开序幕，而序幕的拉动者，正是来自四川的嫘祖。嫘祖当然不会想到，她的这一伟大发现，将会创造一条更加伟大的丝绸之路。
嫘祖和黄帝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叫昌意，此人被黄帝分封到了四川，居于若水，也就是今天的雅砻江。昌意娶了一个四川妹子，即蜀山氏的女儿昌仆。昌意和昌仆的孙子名叫高阳，又称颛顼，是为传说中著名的五帝之一。屈原后来在他的作品里还曾骄傲地提到，“帝高阳之苗裔兮”，以自已是高阳的后代而脸上有光。
大禹因治水而闻名，他是远古禅让制中最后一位接受王位禅让的首领，也是禅让制的终结者，他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启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大禹与四川的关系，远比炎帝和黄帝更为密切。
《史记》说：“禹生西羌”，《吴越春秋》进一步解释说：“禹家于西羌，地名石纽”。《华阳国志》的记载更为详细：“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这些记载表明，大禹出生在汶川的汉族和羌族结合部，石纽即石纽山，在汶川境内。至今，刳儿坪还存于半山腰上，周围分布着禹穴、洗儿池、禹碑岭等相传与大禹有关的遗址。大禹治水时著名的导江为沱，也和四川有关――那就是把岷江上游的水引入沱江，从而减轻了岷江水患对人烟稠密的成都平原的威胁。
不可否认，神话传说并不是信史，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民间创作的夸张和渲染。但这些和蜀人远祖有关的传说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只有想象才可能抵达的远古，我们的先人就在这块热土上一代接一代地生息繁衍，文明之光如同接力棒一样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百世流转；而厚重的历史就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从地处下游的当代望过去，虽然我们不能清晰地看见源头的风景，但我们能够确知，正是有了上游的涓涓细流，才有了下游的波澜壮阔。
四川人文读本
聂作平
概述：走进先人的悲欢
历史就是无数往事的堆积。在这些往事里，先人的悲欢生动地呈现。当我们回首这些往事时，我们也就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厚重与辽远。
我们将要涉及到的四川的历史，它上起史前，下迄现代，漫长的时间跨度达数万年之久。这数万年的光阴里，我们的祖先生于斯，长于斯，在同一方温暖慈祥的大地上，谱写着属于他们各自的正剧与悲剧，抑或闹剧。
先看看我们的先人上演这一幕幕历史剧的舞台――这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山河壮丽的省份，东部是人烟稠密的四川盆地，影响四川乃至中国历史的若干重大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一区域；西部是雪峰起伏的青藏高原，人口稀少，它以亘古不变的冷峻和庄严，昭示着四川人精神的另一重存在。
很多人都以为四川的得名是因为这里有众多的河流，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先秦之时，四川大地上有巴蜀两个兴旺发达的小国家，及至秦军入蜀，实行郡县制，巴蜀两国就成了巴蜀二郡。唐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按山川地形分中国为十道，其中剑门关以南地区为剑南道。剑南道的东边是山南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分为十五道。随后把剑南道分为剑南东道、剑南西道，也称剑南两川。再加上山南道，唐人称作“剑南三川”。故出现“两川”和“三川”的简称。宋代时，四川地区到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统称“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路”或“四川”，这就是四川得名的之始。元代置四川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到清代以后就称四川省了。
再看看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先人的血统吧：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主要人口以汉族为主，但在共同的历史上，藏、羌、彝、回、蒙、满、苗等二十多个民族都曾有过自己的声音。如果说四川历史是一部多声部的合唱，那么这众多的民族就是齐心协力的演唱者，当他们的声音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四川历史的合唱才变得这样丰满可人。
至于那些已经成为星斗般的我们的先人中的英雄，从李冰到司马相如，从诸葛亮到李特，从王建到王小波，他们的故事已经走进了亿万后人的心灵，当我们回想起某一个时代的四川时，他们就会像一座标志性建筑一样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厚重的四川历史的大门已经徐徐打开，让我们走进先人的悲欢吧……
最近工作很忙，休息的时候看一些抗战的资料，并作了一些整理。这里是一些让我震惊的数字：
1、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负担了约4400亿元。
2、1941年至1945年四年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3、八年抗战中，总计在四川征兵约300万人。根据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发表的数字，抗战以来，四川省的壮丁配额3193807人，实征额2578810人。抗战八年，全国征兵配额16641802人，实征额为14050521人。无论配额与实征数额，均约占全国总额的1/5。统计数字为征兵数字，未包括按建制出川抗战的六个集团军20余万人，以及四川5万青年军人数。
四川当时人口数不操过4000万，平均14人中就有1人参加了抗日战争。
4、抗战八年，四川籍军人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1/5。
我一直想知道，这么多的四川籍军人最后到了何处？现在的资料都没有说明。抗战后也没有四川军人复员回乡的资料。我见过的资料里面，就范绍增在抗战胜利后，不想打内战，要求将他的88军调去开垦搞建设，但是没有得到顾祝同的同意。那么，这么多的军人难道都在解放战争中消亡了？